如何构建人生的冗余系统
导语: 前几天,和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长谈。我们谈到很多人正为大环境的变化、资产的缩水以及未来是否要配置海外Plan B而感到焦虑,甚至觉得 Plan B是少数有钱人的特权。这些忧虑触动了我,发去了朋友一些我的思考的文字。虽然是写给他的,但其中的一些思考,或许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共同课题。
说说我自己的选择,如果说Plan B是海外有钱,以我自己来说:在14-15年我就开始决定给我们这个家庭准备一个Plan B,那时和现在比资金不能说很宽裕。我大概属于哪种情愿过苦一点,物质条件差一点,也不希望被管束的那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生活了4年,相对上海,吉隆坡破多了,但我感觉到很自由,人也很有生命力。上海繁华多了,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比较喜欢多元文化、多元种族,我发现在多元文化下人平静很多。东亚社会高度同质化,也带来了高度竞争,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看到太多不自觉地“人为财死”的例子。我希望给自己不同的体验和选择,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访客,不多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多可惜。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已经属于Plan B 计划里最靠前的几个了。我发给你的一个英文视频叫 Nomad Capitalist,视频里就是创始人 Andrew Henderson,题目叫: This Is the Country I Told My Dad to Move To 他自己退出美国国籍,公文包里揣着很多不同国家的居留许可,说到给他的美国爸爸(目前居住在墨西哥)选退休的地方,全世界看下来,也就马来西亚、希腊,这也正是我的选择。
过去几年,国内房价跌得如此厉害,套牢了太多的家庭。中国人的家庭资产里,房产占到净资产 60%-80% 是普遍现象,房产跌得如此厉害意味着资产大幅缩水。而我上次了解到的是,房产最高峰的 2019-2025 年,全国新房销售了 7000多万套,二手房还要多。我国也就5亿户家庭,这样要影响多少人啊?和日常生活的开支比起来,房价是大头。房子最可怕的不是跌得厉害,而是失去了流动性,等到要卖的时候卖不掉。
日本最高峰时(1980 年代)房屋总价占净资产的比例最高点是 60%,现金是 20%。近四十年后,日本人平均房屋总价占净资产跌到 30%,现金也在这个比例上下。我觉得在房产资产缩水上,中国的变化会更剧烈,主要是中国家庭在房产上的投入更激进,市面上拥有的房产供大于求的比例远超日本,而现在看来我们的房地产价格的顶基本上就在 2020 年前后。
如果说现在持有人民币不比房产好多少,那么持有人民币能做什么呢?在 2015 年前后,我觉得应该持有外币对冲本币。我不知道现在国内的美元利息多少,目前马来西亚现在还能到 4%。现在全世界都在大通胀,资产缩水是现实,也许分散持有对冲的货币:美元、新加坡元、欧元是一个相对好一些的选择?以我的观察,在海外定居很大的一笔开销是住房(其实哪里都一样,住房是最大的开销之一,而如果是国内自己的房子少了很多费用,物业费也不高)。如果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马来西亚生活,持有一套不大的房子是个很好的选择。去年我们买的一套房子,位置很好的地铁房,房产开发商靠谱,总面积不大,但公共设施不错,总价100 万马币,外国人在吉隆坡购房最低总价就是 100 万(实际上过去 4 年,我们的房租开销并不低),理想中,我希望长期持有这套房产,所以这笔投资被计入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实际上如果我要追求更低的总价,槟城外国人50 万就可以买一套还不错的房子了。
这个策略和和我过去一些年的选择上一致:把房子当做消费品,购入时没有想着靠房子增值(后来无意中增值了),多年来,我很少在意自己住的房子涨跌。我们家疫情期间不是在装修一套房子吗?那套房子装修时考虑的是未来如果回上海居住一段时间,希望可以按照还能舒适用30年,所以弄得比较用心。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电地暖、墙暖(没错,连暖气都做了冗余)当我们给自己做了这个保底方案后,就可以自由出去闯了。我们目前住的一套房子在市中心,即使房价跌成这样,我们也还是在考虑是否卖掉或者出租,毕竟地理位置比较好,还带车位,房子保养得也不错,空关着不心疼的原因之一是这套房子是我们之前一套房子卖掉后买的,那套房子的溢价几乎让我们没有花任何钱买入了这套房子,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太在意房价的涨跌:一套是希望长期自住,一套是出租,一套是空关(低成本购入),可以出租或出售。父母住浦东,他们比较满意自己的社区。当然长远来说,持有多套房子会带来很多麻烦,维护是个问题,我觉得最终还是减少在房子上的持有,为了减少在维护上的投入,我们在装修现在这套房子,和将来居住的房子的时候把隐蔽工程都当百年工程来做,越是看不到的地方用料越好。这让我们少了很多持续维护的问题,毕竟人不能被房子的持续不断的维护套牢。
房价跌得这么快,我们大多数人都没预料到。感谢上海的限购政策和我们把房子当做消费品的思维,我们的房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低于 30%,已经达到了今天日本的家庭资产比例(房产占净资产的30%)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以上海为例,剔除二手房出售后又买入的置换,大约 5-10% 的人在 2019-2025 卖掉了手中1-2套房子,销售上,上海的多数公寓还是小面积的房子,侧面反映顶峰期间套现的资金并不大,占人口的比例也不高。房产价值的缩水,对于未来白手起家的年轻人说,对于商业地产的发展来说,低房价都是好事。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因持有的房产大幅缩水是接下来几十年要面对的问题,对于一些近几年购入的人(结合新房和二手房,足有 1 亿多套)来说,意味着几十年面对资产缩水或者要持续为价格倒挂的房产还贷的状况。而很多因为房产而资产暴涨的家庭来说,原来的高资产不过是南柯一梦。
说到海外资金,在办希腊居留许可的当时,你哪会想到无意中给自己配置了一部分海外欧元现金资产呢?有时候我们做的那个点(dot),当时看上去不一定有实际的作用,长远来看却不一样,可能就会连成线,乃至面,我觉得这是生命很有趣的地方。对于不用的希腊和美国的账号,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动动的,平时网银转转账,买个 Google One 之类的数字订阅,可以定期自动扣款保持活跃度,怕长期不动会被冻结。
人生不应该把所有可能性都押在一个系统、一个国家、一套资产、一种职业身份或者一种生活方式上。构筑的逻辑是我可以喜欢中国,但不把人生全部押在中国。我可以喜欢马来西亚,但不把资产全部押在马来西亚。我可以拥有希腊身份,但不指望靠希腊赚钱。我可以生活在海外,但不切断中国的文化根基。我可以给孩子国际视野,但不希望她失去中文。我可以拥有 Plan B,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执行 Plan B。我的 Plan B 实际上不是一个“逃离方案”,也完全不是“润”学而是一个冗余系统。我甚至会把不同房子赋予不同功能:一套长期自住、一套出租、一套低成本持有。这不是传统的房地产投资思维,而是资产功能分层。
我对国家的思考也是如此:中国是一个节点,马来西亚是一个节点,希腊是一个节点,美国账户是一个节点,海外学术网络是一个节点,英语是一个节点,孩子的中文是一个节点。我并不要求每个节点都产生收益。有些节点负责:生活。有些负责:身份。有些负责:资产。有些负责:职业。有些负责:文化。有些负责:退路。这就是所谓的 Connecting the dots。
Plan B 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也不是为了“润”而逃离,而是一个不被单一系统套牢的安全冗余。Plan B 是一个锚点,它是吉隆坡的居留权、希腊的账户、甚至是一个随时可以重启的海外连接。它的存在,是为了在风雨欲来时多一种从容的选项。关于什么时候动用这个选项因人而异。以我来说,我是 2016 年拿到的 MM2H,我们在 2022 年动用了这个选项。但当我的父母健康的需要,我会坚决回国的。这也是一开始的选择我就不希望自己在一个远离中国的地方,马来西亚和中国在同一个时区,飞机到上海也不过是 4-5 小时。我们不一定长期在马来西亚生活,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经过几年的生活,我们在马来西亚构建起了自己的生活圈,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我们有马来西亚驾照,马来西亚定居权、房子、朋友、银行、车子,我们和马来西亚建立起很深的纽带……我们喜欢马来西亚的人,马来西亚的气候,马来西亚的氛围……但在资产上我们不会重仓马来西亚,毕竟这是一个别人的国家,就像希腊,在那里不值多少钱的公寓不过是帮我们维持一个身份,如果有一天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退出,我们不会在这上面损失多少,我们也不期待有多少回报,毕竟一开始我就把它们当做消费品来考虑。
我真正相信的不是Plan B,而是:不要让任何一个节点成为人生唯一的节点。选择马来西亚,并不是因为它是最富裕、最先进、最安全或者最赚钱的地方,而是因为我在那里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松弛感和生命力,并收获了友好。传统移民叙事往往是:原来的国家不好 → 我要离开 → 新国家更好 → 我要融入新国家。而我的安排里中国是我的文化根基;马来西亚是我的生活空间;希腊是一个身份节点;美国是资产/金融节点;海外学术网络是职业节点;英语是能力和沟通节点;孩子的中文是文化节点。我并不会执着于问自己属于哪里,而是允许自己:我可以同时属于几个地方。不同于很多人,我的人生不是先规划好一张地图,然后严格执行;我的人生更多是在不断留下节点,也许多年以后才发现这些节点形成了道路。
回到中国的话题,我个人对中国是谨慎的乐观,我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居住在海外时陷入另一个信息茧房,在茧房里是西方媒体、那些以点击率考虑,聚集同温层乃至靠不断反刍中国话题,内容同质化、情绪化并制造对立的一些自媒体。为此我要不断地回到中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去观察这个如欧洲一样庞大的国家。
在我的乐观情绪中,中国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中国为自己的未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押注成功:中国的 AI、清洁能源、高铁、供应链、理工人才、电动车带来的红利都会对未来几十年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对世界的影响,我甚至觉得泛亚铁路一定会成功,给整个欧亚大陆带来深远影响。放眼我去的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我还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可以在未来有希望像中国过去 40 多年那样高速飞跃发展,并超越中国。 这是非常值得乐观的地方,正因为我看到中国有无可比拟的基建和人才红利,我才更有底气去进行全球化的冗余布局,这二者不是对抗,而是我人生画布上不同的底色。也许这也是你所在的专业领域让人乐观的地方,你的方向如今和清洁能源有关了。说到乐观里面的谨慎,那是我有一颗自由的心,我不喜欢被束缚着,哪怕那是以我们的名义“为我好”而行事,我的人生必定会和大多数希望秩序的人不一样。
我的孩子目前在海外读书,未来可能会回国发展,这是她们的选择。我希望当她们回国的时候,能有选择权。我家老二小 P,在三年级结束后到吉隆坡读书,当时在课堂上无法开口,听不懂老师同学的话。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让我们担心的不是她的英文,而是中文。经过和她商量和校长见面构图,她这个学期开始外语选择中文(虽然中文是她的母语,但她的学术语言是英文搭建起来的,她肯定不希望未来的她完全不懂中国的梗,听不懂中文脱口秀,乃至完全不懂用中文在学术上面工作)。我的理念是用国际化的视野去拥抱世界,用本土的文化根基去锚定内心的归属,过去几年我本人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我可以非常好地在马来西亚、新西兰生活的主要原因吧。我觉得真正的国际化视野,应当是能走出去,也能毫无障碍地回来。如今的时代,这样做并不容易,但从长远来说是值得的,能建立起这样的国际化视野也是少数的人群。
我一直以来鼓励你多一个选择权,选择权并不是一定非要去执行的,也不见得比现在有的 Plan A 好,而是给了自己一个 backup plan,选择权并非生离死别而远离逐渐年迈的父母,并非要经历悲壮时刻。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做冗余系统的设置不会是坏事,就像你无意中在希腊做的事,留的一笔钱可以用在未来孩子在海外高校的学费上。我们能认识不也就是因为在寻找 Plan B 的路上遇到的吗?设想一下,你现在开始考虑学费、海外资金这件事,按照你说的自己的银行拦截或者限制符合外汇管理局规定的海外汇款的性子,也是让人被动的。我一直记住我妈说给我的一句话:天晴还要防落雨。现在我明白天晴防落雨,是不急于求成,但步步为营,这也是我妈传授给我的一套成熟的成年人思维模型,也更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生活方式,事实也证明了她受益自己的思维模式,我也因此而受益。
说到你谈到真正的 PLAN B是海外有钱,没钱比在中国还惨。你是否潜意识把自己放在其中一个类别里?如果你属于有钱这类,自然不必讨论接下来的话题。如果把自己归类于没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是否考虑过:你自己就是资产,你有很好的专业背景,英语过关,也是你的学术语言,你有很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如你原来提到的,海外访学是个选项,为何不把自己的专业背景配置成一个选择权呢?你离开加州大学已经很多年了,那个点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逐渐淡去,但是不妨碍你在别处留一个点啊,千万不要放弃掉这一点,我也知道你并没有放弃,包括与国外的教授保持工作关系,担任学术委员,并安排国外教授来国内大学授课。
想起我在联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办公室接到一个说英语的电话,整个公司没人能接听,我自告勇跃,于是我成为了公司里传说中英语很好的人,但凡有海外来电,都被前台转给我。实际上我的英语有多好,天晓得!我一个连时态都傻傻分不清的人,英语水平能高到哪里去。但就是这个点让我毕业后没有放弃英语。那时如现在一样,上海最不缺英语好的人,当时这些人大多数在外资企业里工作,很少有人出来创业。到了我创业那一月,我没有放弃的英语给了我勇气,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帮我迈入了涉外咨询领域至今。
如果我在你的位置,那些已经被时间证明过的“点”,我会重新擦拭干净,和国外的同行、学术网络保持高频、有质量的连接,而不是让它们随着时间锈蚀。
迈出微小的一步(Connecting the dots):不求一开始就做宏大的决定,就像当年办 MM2H 或无意中办了的希腊居留权那样,先在生活的画布上轻轻点下一个个“Dot”。哪怕当时不知道它们连向何方,只要持续去做,未来自然会连成线、化成面。
回到财富上,我发现财富对我而言最终不是数字,或者舒适的物质生活,而是:减少被迫选择。钱是资产。房子是资产。身份是资产。语言是资产。专业能力是资产。国际关系网络是资产。海外经历是资产。孩子的双语能力也是资产。无论是房价、职业、国家、孩子、身份还是未来,我都倾向于问: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房价跌了:不是完了,而是重新思考资产结构。海外没钱:不是不能出去,而是看看自己的专业能力。孩子在海外:不是以后回不来了,而是保持中文能力。中国未来不确定:不是中国完了,而是同时保留中国和海外两个选项。马来西亚也不确定:不是那就不要去,而是不要重仓。希腊也不确定: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小成本节点。
最近一个月,我分别在悉尼和惠灵顿遇到和黎巴嫩有链接的人给我的探索带来了很多思考。我在悉尼遇到的那位老兄,在澳大利亚出生,拿着澳大利亚护照。对于去黎巴嫩定居,他非常决绝,他告诉他妈妈,以后要是死了也要把他葬在黎巴嫩。他情愿死在黎巴嫩,也不要在悉尼生活。而悉尼是很多海外人梦想的目的地。而惠灵顿那位问我借手机的出生在黎巴嫩老兄,如今已经加入新西兰籍。对他来说:黎巴嫩乃至中东就是粪坑,2000 年来就没消停过。同样是黎巴嫩,一个视其为至死不渝的故土,一个视其为万劫不复的粪坑。同一个国家,甚至是同一个城市在有些人眼里是天堂般地存在,在有些人眼里是地狱般的经历。
也许世上没有绝对的天堂或地狱,一切取决于个体的体验、生命轨迹与内心的适配度。
我真正担心的并不是生活中的困难,而是失去自主决定权。因此我会非常重视:身份、居留权、护照、银行、语言、海外朋友、房产、职业能力、孩子语言、不同国家的生活经验。它们看似完全不同,实际上都在做同一件事:降低别人对我自己人生的单点控制。人真正要寻找的可能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国家、城市、公司,而是一个与自己的生命轨迹相适配的地方,同时保留在不适配的时候离开的能力。
向你致意,我的朋友!感恩和你的对话能常常启发我,带给我深入的思考。
